三、古苍梧的族属

  封开作为岭南土著文化最早、最重要的发源地，有必要搞清贺江流域的古苍梧(即封豨+苍兕)是属百越O1a-M119、骆越O2a-M95还是荆蛮-扬越O3系。在了解百越O1a、骆越O2a大致迁徙路线的基础上，再只能在出土文物上寻其蛛丝马迹。

  玉琮、玉璧、玉钺等被视为江浙百越民族良渚文化(5.3～4.2kaB.P；O1a-M119)中的特殊礼器，粤北曲江的石峡文化(5～4.5kaB.P)也出土了石琮6件及玉璧、石钺各1件，此说明沿粤北-赣-浙，百越交流路线的存在，有幸的是，在封开杏花的禄美村遗址(4kaB.P)也出土了与石峡、良渚遗址相似的1件石琮及1件小石钺，由此可推断，此期封豨所居应为百越O1a。另在杏花河畔山岗遗址(4kaB.P)的152件斧锛中，发现有36件的石料属霏细岩，霏细岩是南海西樵山石器制作场制作有肩石器的主要石料，在未发现封开本地有开采霏细岩的情况下，可推定霏细岩石器是从西樵山运来的，这种“亲缘”来往，为封豨与西樵山一带在四、五千年前同属百越O1a的地盘添加了佐证。

  百越人活着时喜欢拔牙(凿齿),传说吃槟榔及拔牙是为了消除瘴气，对死者有二次拾骨葬葬俗，杏花乌骚岭二次葬公墓中的111座墓葬(4.3～3.9kaB.P)说明封豨在大约四千年前所居为百越O1a。沿百越迁徙路线，早期的拔牙遗存见于珠三角西樵山文化(5～4kaB.P)、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4.5kaB.P)及山东大汶口文化等；早期二次葬见于粤北石峡文化、封开杏花乌骚岭、江西新余拾年山(6～4.5kaB.P)及湘乡岱子坪(5～4.5kaB.P)等遗址。相比，数千年前骆越O2a的葬俗多为屈肢葬，早期的有9～7千年前的桂林甑皮岩、横县西津、扶绥敢造、邕宁长塘、南宁顶蛳山及东南亚和平-北山文化等遗址，晚些的有粤西遂溪鲤鱼墩(7～3.5kaB.P)、肇庆蚬壳洲(5.1kaB.P)及鄂西大溪(6.4～5.3kaB.P)-屈家岭(5～4kaB.P)文化遗址等。蚬壳洲遗址又见拔牙遗存，有双手反绑于背的俯身屈肢葬，被葬者也有可能属俘虏而非骆越O2a；荆蛮大溪-屈家岭文化有40%左右的屈肢葬可能意味着其较深地混合了骆越O2a。

  有研究认为，进入商周青铜器时代，大石铲退出了实用舞台，但在骆越则演变为祭祀天地、祈求丰年的农业祭祀礼器，这种没有使用痕迹作祭祀用的钝刃大石铲在骆越的活动中心-广西的左、右江发现最多，然而，在封开县内多地也发现共有十多件形制奇特、磨制精细的双肩大石铲(更多>>>)^[1]，由此推测，大约在3千年前的商周时期，有骆越O2a融入古苍梧；据李辉等，3.5～3.1kaB.P江西吴城遗存Y染色体主要为骆越O2a，或也能说明，骆越大约在4～3.5kaB.P有一个由西向东向北的扩张过程，给粤西、湘、赣等地带来骆越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古苍梧地域的腰坑墓葬特色及所出土的青铜器属扬越类型，说明随着北方青铜文化的传来，源自湘地的扬越O3*文化占了主导。二、三千年前，扬越主要居湘地，部分居鄂、赣，由原先居长江中游湘楚地域荆蛮族群演变而来，而当今的瑶族可能是扬越后裔，演变关系也则：荆蛮族群→荆楚、扬越→苗、瑶族。偏北楚地的荆楚O3*+O3d部分演变为苗族(更多接受汉化)；偏南湘地的扬越O3*与骆越O2a-M95融合较深，常混有O*(主要是P31*)及底层小矮黑D，部分演变为瑶族，畲族是瑶族的分支。苗、瑶族或多或少都混有O3d-M7(据文波,684个样本平均为6.7%)。瑶族历史上在岭南分布很广，据嘉靖《广东通志·外志·夷情》载，明代广东还有很多瑶寨，分布33个州县，其中肇庆府约有540处，占全省900多处瑶寨的60％左右，西江与粤北一样，为瑶族的大本营(-据司徒尚纪)。不过，可能并非所有的瑶族都源于湘西，两广北部除本地起源的百越O1a及骆越O2a外，可能还存在本地起源的类瑶人群O3*，如在高频的O3谱系中未出现O3d-M7及O3e-M134的封开-怀集讲标人有可能属本地起源？(相关见:封开一带果然有O3系祖型族群)

  四千多年来，封豨或古苍梧作为岭南土著文化的发源地，在不同时期，成为苍梧越(苍兕+封豨,O1a,四千年前)、骆越(骆越,O2a,商周)、荆蛮-扬越(O3*,春秋战国)、秦汉中原汉人(O3e)的移居及文化交流场所。

  南方新石器晚期遗址自北而南、自西而东先后大约是在4500～3500年前出现了中断，这意味着原始社会出现了动荡、出现了转折，还意味着可能发生了族群的更替。东南地区新石器晚期流行二次葬、有拔牙(凿齿)习俗、以玉琮作为特殊礼器，应属百越(O1a)，当今江浙人群就有较高比例的O1a-M119。但广东汉族主要为O3系，次为骆越O2a，而百越O1a比例相对较低，出现了南粤越民少这种奇怪现象，推测应与荆蛮族群被黄帝集团打败后的南逃有关。荆蛮虽败，但其文化的先进程度还是在岭南百越之上，荆蛮的到来，对百越来说是个灾难性的打击，他们不得不逃离原先的居所，因此遗址就出现了中断，而后又经历了春秋战国湘地扬越的渗透，扬越-苗瑶的O3系统就取得了优势地位。苗瑶族O1a-M119低频，说明百越很少融入到苗瑶之中，扬越-苗瑶可能是通过消灭或驱逐方式取得对百越地盘的接替。先秦，大规模汉人到来之前，广东西江-珠江以北大多已成扬越或荆楚人的地盘，而粤西湛江-茂名-阳西一带应为骆越-俚僚的地盘，或许，珠三角西面至罗定-阳江一带还是百越O1a的地盘？但目前相关数据欠缺。东亚人群O1a-M119频率排行：台湾高山族50-100%＞海南黎族30-60%＞上海马桥原住民30-55%＞广西贵州仡佬族、仫佬族20-60%＞印尼原住民20-50%＞部分侗族35%＞浙江汉族27%＞上海汉族26%＞安徽汉族18%、江苏汉族18%、广西水族18%、广西壮族18%＞湖北汉族17%＞广西汉族15%＞江西汉族14%＞湖南汉族13%＞广东汉族12%(据李辉、石宏、文波等)。

检测数据表明，怀集讲标人的Y-SNP主要为古老型O3*，封开境内1～2万年前的中石器遗址，如河儿口镇的罗沙岩第一文化层及黄岩洞遗址、莲都镇的螺髻岩遗址及乞儿岩遗址、金装镇的水石岩遗址可能属O3*族群遗址；1.5万年前的台东长滨遗址应属O1a-M119高山族祖先遗址，2～3万年前的台南左镇遗址可能也是；2万年前海南昌江混雅岭-燕窝岭旧石器遗址可能属O2a-M95族群遗址；泰国南部2.7～3万年前的朗隆日遗址可能属O2a-M95族群遗址，也不排除属早东亚人C3；广西地域2～3.5万年前的十几个旧石器晚期遗址可能是O2a-M95、O2*-P31族群遗址，如有测年数据的有来宾盖头洞(35ka)、田东定模洞(34ka)、柳州白莲洞(20-37ka)、桂林宝积岩(25-35ka)等遗址，另被认为属旧石器晚期的有靖西宾山人、都安的九谔山人及千淹岩、灵山人、忻城古逢人、柳州的都乐岩人及九头山人、柳江县的柳江人及甘前洞人、隆林德峨人、荔浦人、南宁双定牛岩洞、梧州木铎冲等遗址；贺江上游富川县的狮子岩、横山岩、尖山大岩、荆竹山及狗公山遗址可能属O3*族群遗址。

四、广府民系的形成，兼对比客家民系、潮汕人群

  汉民族可分北方民系、江浙民系、广府民系、福佬民系、客家民系、湖湘民系和老表民系七大民系，分别操北方语、吴语、粤语、闽语、客家语、湘语和赣语。汉民族约占全国人口的92%。原始汉族起源于黄河中上游的华夏族群，后与东夷及荆蛮发生融合，形成汉人齐语支及汉人楚语支，再经战乱迁徙，与当地土著或少数民族发生融合，形成汉族的七大民系。在父系Y染色体单倍型方面，华夏汉人父系Y-SNP频率O3e-M134＞O3*，O3*主要为M122，K-M9有较高比例；汉人齐语支O3*＞O3e-M134，O3*中M324有较高比例，O3e*中O3e1-M117有较高比例；汉人楚语支O3*＞O3e-M134，有O3d-M7，O3*为M122。

  广府民系讲粤语，以广州地区为代表，分布于两广，由偏北的北方华夏汉人南迁，与越人土著融合而成，在广东广府人当中，源于北方汉族的M9+M122+M134三项占60.5%，M134＞M122。广府人父系DNA，宋朝汉人血统占50%、秦汉汉人血统占10%(似偏小?)、越人血统占40%；母系DNA，越人血统占80%、汉族血统占20%。北方汉族血统父系的贡献要比母系高得多；广府民系所融合的越人土著，西部为西瓯，东部为南越(黑齿、禽人)，南部为临越(雕题)，西南为骆越；广东北部还融合了比汉人更早到来的扬越荆楚人。若按广州、广宁的几份检测数据分摊估算，肇庆-广州人的构成大概是：越人土著M119+M95占17%、春秋战国入粤的扬越荆楚人M122+M7+M95占23%(包括后来瑶畲汉化)、秦汉北方汉人占17%、唐宋以降北方及江南汉人占38%，其他占5%。岭南最早汉化始于舜帝时期的贺江流域，两广大规模汉化始于西汉，其从西江中游广信(封开)开始，并沿水系向东、向西、向南推进，再在唐代以来经粤北融入大量北方或鄂湘赣江南汉人。粤语来源于秦汉时北方华夏族群的“普通话”-雅言，属汉语秦语支，汉武帝平定岭南并在广信设立交趾部，并依上述路线融入汉人不断推广，而在此之前，越人各部落还缺乏文字及统一的语言，粤语化有可能是标准的、革命性的。

  客家民系特点有：①.形成时间较晚，大致与宋朝大量北方或鄂湘赣江南汉人经南雄珠玑巷驿站南徙珠三角时间相当。两宋中国积弱，河南等地的中原汉人首先云集江西，后在赣南闽西形成客家大本营(据谭元亨)。②.客家人的父系DNA，宋朝汉族血统占30%、秦汉汉族血统占10%、苗瑶族O3d血统占30%、越人血统及早东亚人各占10%（总数怎么只有90%？似越人偏低、秦汉偏高，估计粤客秦汉汉族占5%，越人占25%）；母系DNA，越人、汉族、苗瑶族血统各占30%、早东亚人血统占10%。据李辉等，福建长汀客家Y染色体汉族结构占80.2%，客家人主要融合了当地苗瑶族群中的畲族，类畲族结构占13%、类侗族结构占6.8%，如数表>>>；与广府民系相比，客家人O3e-M134频率较低，有4%的O3d-M7，说明客家汉人祖源河南，南下过程混入楚语支汉人，后又在赣闽粤混入当地的畲族及百越土著。据文波、张有隽等684个苗瑶族样本，M122/M7＝7，按4%的M7，可算得客家人混入苗瑶M122+M7的比例为32%。③.客家民系在不停地迁徙。宋元之交，客家民系在抗击元兵中遭受大浩劫，大本营被打散打乱，并向粤东北、湘东等地逃散；明初，朱元璋与陈友谅争帝，粤北原居民遭屠杀驱赶，后迁赣南、闽西、粤东之客家人来填补，在明朝，客家民系再次凝聚成形(据谭元亨)。

  潮汕人群从闽南迁来，属福佬民系，福佬民系的形成主要与东汉末至三国、西晋末至南北朝两次北方汉人南迁有关，主要来自河南南部及山东一带，潮州话属汉语齐语支闽南方言。闽语支人群O3系占大部分，其中O3e1-M117有较高比例，符合齐语支汉人的特点，可能为传说中东夷少昊集团的后裔。与潮汕人有亲缘关系的有雷州半岛、海南、台湾、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等地的闽南语人群。潮汕人混合的土著主要为苗瑶中的畲族，畲族的始祖聚居地就在潮州的凤凰山，O3d-M7分布频率在粤东闽南一带最高，推测右表潮汕人的O3*主要是M7，潮州人中较高比例的O2a*应源自畲族。

  惠州话属客家话、粤语，或是另种粤方言？争议甚大。惠州话比唐末-五代经粤北进入梅州一带的“早客家人”年代还要古老，真正客家人大量进入惠州则更晚，所以惠州话应不属客家话。从博罗横岭山遗址300余座春秋战国墓出土的青铜器、铜甬钟、编钟和青铜鼎等判断，其应属荆楚文化类型，此说明在汉人到来前，东江中下游符娄古国的百越原住民曾被来自于楚地的荆蛮所替代，荆楚文化成了主导。到了汉代，汉文字夹带着古粤语沿东江水系推进，“城”居荆楚人及乡下百越原住民在学习汉文字的过程也就实现了古粤语在东江流域的传播，惠州话或惠(州)河(源)方言因此形成。尽管东汉末(公元217)交州已东迁番禺，但估计进入三国时，白话的强势推广可能就中止了，因此，东莞话、惠州话等差异大的面貌未获根本性改变。对照《楚辞》,惠州话残留有古楚语底层用词，如睇(看)、掏(绑)、督水(告密)、桶笃(桶底)、一笃屎(一堆屎)、揞(遮掩)、戆(傻)、仡失(吝啬)、低D(知道)、谷(乳房)、奶(妈妈)等(据吴定球)。白话人大概能听懂三四成惠州话，惠州话应属粤语方言。惠州话与客家话有相同或相近的成分，是因为都混融有古楚语成分，古楚语是惠州话的底层，而客家话中的古楚语成分应源于其融合的畲族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