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况：韩国人父系的源头主要有韩国土著O2b与P201*、燕南沿海红山文化人群M134*及M133、东夷002611、东胡C3*；母系高频的D4主要源出辽西地区红山-小河沿人群及夏家店下层戎狄。根据韩国父系706例^[1]按源头族群统计，来自八九千年前南方沿海的南韩土著有O2b*(22.0%)、O2b1(10.1%)、P201*(6.0%,主要是O3a2b1-M188)、P164*(1.3%)，共39.4%；来自三五千年前燕南沿海的有M134*(9.6%)、M117(1.1%)、M133(11.6%)，共22.3%；来自四千年前辽西戎狄的有Q(1.8%)、N(3.8%)，共5.6%；来自三千多年前山东东夷的有KL2(1.6%)、002611(10.2%)、M7(0.4%)，共12.2%；来自三千多年前江浙稻作文化传播者有P203与M119*，占3.1%；来自二千多年前东北东胡的C3*占12.9%(部分C3*可能与002611一起来自东夷)；来自历史时期日本的D占2.6%。另据韩国母系比例图估计，韩国人母系源出西辽河流域红山-小河沿人群及夏家店下层戎狄的比例达到大约50%。

  一、朝鲜半岛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所居应为晚期智人父系D或C3*。旧石器晚期遗址如韩国锦江流域的石壮里雕刻器-刮削器文化层(30～20kaB.P)；蟾津江流域的玉果遗址(15kaB.P)、竹山遗址(约12kaB.P)、竹内里遗址(25～15kaB.P)；洛东江的海云台佐洞、中洞遗址；江原道洪川郡的下花溪里遗址；江原道杨口郡的上舞龙里遗址等。李宪宗认为朝鲜半岛旧石器时代晚期应该包括砾石工具传统、石片工具传统和细石叶传统三种类型^[2]。wolfgang网友认为，韩国的C3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位于上游(早期分支)，和中国东北各族并不共享，另外一个层次和东北各族存在明显的共享关系，也许位于上游的C3就是新罗的底层，而和东北各族共享的部分主要来自东北。不能排除上游的C3*源出朝鲜半岛的旧石器晚期土著。至于父系D人群，旧石器晚期曾遍及北方。日本的D绝大部分是D2，但韩国的D(绝大多是D2)比例甚低(2.6%、3.7%)，这么低比例看作是历史时期从日本向韩国的流动更为合理，其与母系M7a相对应，韩国的D2多属日本人主流的D2(据网友)也说明这一点。由于东亚大陆北方父系D人群与O人群不发生融合，朝鲜半岛真正的旧石器晚期土著D人群可能已被后来者消灭。这里产生另一个问题，日本的C3*比例只有2～4%，如果日本的C3*点位与中国东北的很近，即晚近期经朝鲜半岛迁入，这意味着旧石器晚期(盛冰期低海平面时)并没有C3*流入日本，还有，日本的D几乎是单纯的D2(仅旭川见3.2%的D1)，其很可能是从古长江口沿古海岸直接东迁日本而未经朝鲜半岛，这似乎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C3*与D在日本与南韩之间都没有发生交流，难道旧石器晚期朝鲜半岛的D也是D2？这恐怕是不太可能，换一句话问，末次盛冰期天气寒冷，朝鲜半岛的晚期智人(D或C3*)为什么不向气候更温暖的日本南部迁徙？也有日本人认为，旧石器晚期朝鲜半岛与日本之间是有交流的，如视频截图2.7万年前剥片尖头器向日本传播，但究竟是什么种系？令人费解，难道最早从朝鲜半岛迁徙日本的这批晚期智人已经灭绝？

  二、韩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移民应是八九千年前从南方沿海岸迁来的O2b、P201*(主要是M188)，可能还有少量O1a。沿途部分散落在东北，满族有一定比例的O2b(光速)，可能还有一部分混进辽西，参与兴隆洼文化的形成，玉文化可能与沿海O1a1-P203有关，居室葬可能与O2*-P31或O2b有关。对应母系应为与南方原住人群相关的F、B4、B5、M7b、M7c等。这批人形成新石器时代南韩土著，韩国出土有七千年前的船橹，说明文化起点较高，并非从旧石器文化缓慢过渡，但入韩年代较早。O2b诞生于万余年前，从中南半岛到北方东部沿海都有零星分布，马来人也有少量，分布零星表示他们沿着海岸快速迁徙所留下的痕迹。假如O2b是晚近期才迁入朝鲜半岛，之前七八千年时间他们在中途必然会发生扩张，但东亚大陆并没出现过大的O2b族群或稍高比例的O2b。人骨特征及石器的类型特征表明，日本与朝鲜半岛南部之间在六千年前已出现了渡海交流，如日本人做的视频截图，结合韩国发现有七千年前的橹、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有约七千年的船桨及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有八千年前的独木舟，认为六千年前韩、日之间的渡海交流者应为规模不大的O2b人群(对现代日本人构成影响小)。

  三、推测西辽河流域早期兴隆洼文化(8.2～6.8kaB.P)人群父系的主体是O3，且以M134*(xM117)占优势，同时混有O1a。红山文化期(6.5～5kaB.P)牛河梁遗址(5.5～5kaB.P)古DNA显示(赵欣)^[3]，母系主体是N系，当中N9a高频，南方及中原人群最常见的单倍群B也有一定比例(3/28)，M系中较高比例的D主要是D5(D5占6/28、D4占2/28)，推测此类母系单倍群与沿中线北迁的O3农业人群有关。现代人N9a的高频区在湖南(据baiyueren)，现代河南人N9a比例最高，达13.5%(18/133)(Hongjie Li等)，秦陵劳工N9a比例为15.8%(3/19)(袁媛等)；再有，兴隆洼的猪首碎石龙、红山的玉猪龙、小河沿的八角星纹也说明早期文化的中原或南方起源。通过古DNA对比认为，内蒙赤峰小河沿文化期(5.2～4.4kaB.P)哈拉海沟人群应为红山人群在当地的延续分支，当中D4高频(D4占13/37、D5占5/37)^[3]。

  五千年前，红山文化开始衰落，小河沿文化期辽西地区的文化遗址数锐减，仅为红山文化期的1/5(据林沄)，后来似乎出现了中断，小河沿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4～3.4kaB.P)之间有数百年的文化缺失。

  辽西地区红山人群的散落过程，可能有一部分O1a及O3迁向北亚，给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等地区带去O1a与O3(如M134)，再有相当部分可能南迁燕南河北及天津沿海，与山东东夷相混形成濊。濊夏商时居山东，周灭商时迁东北，M117、M134*、002611即随濊流入东北，濊应是韩国及日本M117、M134*、002611的主要源头。

  （李红杰论文父系古DNA数据：牛河梁6例，1例O、4例N*、1例C*；哈拉海沟12例全为N*；大甸子5例，3例N(xN1c)、2例O3。兴隆洼文化期可能以来自南方的O系尤其O3为主，但估计到了红山文化期，与采猎父系N族人发生了深度融合。牛河梁母系以N系为主，但父系以N*占优势，残留有O，混有C*，到了小河沿文化期，哈拉海沟遗址的父系竟全为N*。牛河梁父系O及相应母系N9a、D5、B等应为辽西地区的原始土著，代表与采猎族群融合前的农业人群，大甸子的O3意味着青铜时代来自冀北的部分，戎狄曾有过自西而东的迁徙，大约四千年前进入辽西地区。综合判断，韩日父系M134*、M117的源头应不是辽西地区的红山人群及夏家店下层戎狄，其源头可能在燕南河北、天津沿海一带，或者与002611一起来自山东东夷。但韩日母系高频的D4应源出辽西，转换过程可能曲折复杂。>>>）

  现代韩国人、日本人母系N9a比较醒目，相应的红山文化牛河梁人群N9a高频，哈拉海沟小河沿亦见N9a。而与之相关人群夏家店下层、关东绳文人未见N9a；南方少数民族原居东南沿海的侗台人群N9a星零或低频(见文波数据^[5])，估计早期O2b所对应的母系N9a比例应不会高；与父系C3*有关的北亚民族N9a低频(见文波)，日本C3*低频，韩日的N9a应不是源自东胡。因此认为，韩国人、日本人较醒目的N9a很可能源出红山文化人群。

  现代韩国人、日本人母系D4高频，据赵欣数据，红山文化牛河梁D4比例为7.1%，与红山文化有承袭关系的小河沿D4比例高达35.1%(从牛河梁到小河沿D4突增可能与采猎y-N族群融入有关)，而南方原住民D4比例较低，如壮侗约10%(5～15%)，早期的O2b所对应的母系应不会带来高频的D4，日本人父系C3*低频，高频的D4也不太可能源自东胡等C3*人群。因此认为，辽西地区红山-小河沿人群应为韩国人及日本人母系高频D4的源头之一。

  四、戎狄最初可能生活在晋北与内蒙中南部一带，过着时农时牧半定居生活，然后沿长城地带总体有过自西而东的迁徙^[6]，大约4300年前进入辽西地区。年代较早的有内蒙中南的庙子沟遗址(5.5～5kaB.P)，其次有冀北的姜家梁墓地(约5kaB.P)，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为4～3.4kaB.P^[3]。夏家店下层文化在辽西的出现似是爆发性的，当地该期文化遗址数是红山文化期的5倍(据林沄)，是小河沿文化期的25倍，暗示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至少有很大一部分不是当地小河沿人群的延续。

  早期戎狄的父系是单纯的N*、N1，后期有燕南的O3融入。赵欣等夏家店下层古DNA数据^[3]，母系是D4、M8、M9、M1O、G、A、C等单倍群，大甸子遗址见D4高频30.8%(4/13)，大甸子五个父系样本，N(xN1c)三个、O3二个^[7]。夏家店下层戎狄应为韩国人、日本人高频D4的重要源头，同时戎狄也是韩日M8、M9、M1O、G、A、C等母系单倍群的重要源头。

  五、到了3300年前，受游牧东胡C3*族群的侵袭，辽西地区完全被游牧文化所替代，夏家店上层文化(3.3～2.3kaB.P)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性质截然不同，判断后来者是东胡文化，前期是戎狄文化。战争导致戎狄的父系N大部分消失，而母系D4、C、M8、M9、A、M1O等可能沦为战胜方的战利品则大量融入到东胡之中，并在东北演变成貊。东胡C3*游猎族群在东北取得了强势地位。山戎可能是一种以东胡文化为主导，混合了较多戎狄母系单倍群及少量父系O3、N的族群，体征属古华北类型，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相对应，后期完全胡化。春秋时燕国北对山戎，战国时筑长城抵御东胡，如图>>>。(“濊夏商时居山东，周灭商时迁东北”，濊可能是朝鲜半岛M117、M134*、002611的源头；貊，也称胡貊、骑寇，善骑猎，应属东胡C3*类，是朝鲜半岛C3*的主要源头。濊与貊一个北进一个南攻，然后在东北融合成濊貊集团，东北地区父系N*骤减，而相应的母系D4则大量遗留于濊貊之中。根据赵欣博士学位论文，大山前遗址夏家店上层灰坑母系14例为F、G各2例，G2a、D4各2例，F1a、B5、N9a、R11各1例；根据李红杰博士学位论文，大山前遗址夏家店上层灰坑父系9例为3例N1c、2例O3a、2例O3a3c、1例N(xN1a,xN1c)、1例C；可以判断，被东胡抓住作为人祭，骸骨被埋于灰坑的应来自夏家店下层人群，一种由yN、yO混合而成的戎狄人群）

  六、貊与稍早北迁东北的濊混合形成濊貊集团，在东胡C3*的挤压下进一步向朝鲜半岛扩散。战国燕昭王十二年(公元前300)，燕国向东扩张，名将秦开大破东胡，北破东胡千余里、东击朝鲜二千里。后来，濊貊分裂成夫余及高句丽，高句丽分布于朝鲜半岛北部一带。唐灭高句丽，高句丽贵族大部迁中原。

  七、东胡C3*进入朝鲜半岛应较晚，韩语、日语混阿尔泰语特点应与东胡有关，甚至有人认为韩语、日语属阿尔泰语系。弥生人南渡日本大约发生于2300年前，秦开大破东胡在公元前300年，从相同的年代推测，弥生人南渡日本可能与燕国扩张、秦开东征有关，人群向东、向南挤压，导致朝鲜半岛南部的O2b土著及陆续南迁的濊貊O3(母系D4等)不得不“跳海”南渡日本。

  八、韩国人较高比例的002611，可能来源于曾经与东夷相混的濊，东夷也是稻作文化的传播者。韩国人的O1a可能与江浙百越稻作文化传播有关。东夷及江浙百越的母系应为东南地区人群常见的单倍群，如B4、B5、M7b、M7c、F、R9等，当然也有D4、D5、G、M8等北方人群常见的单倍群，但比例要低得多。山东地区母系M系比例有所升高大约是二千年前以后的事。

  九、韩国人母系D4比例相当高，推测其源头主要是夏家店下层戎狄及红山-小河沿人群，韩国人D4与G、M8、M9、M1O、A、C总和达到60～70%，而相应父系N*、N1低频，推测与战争导致大量男人战死、女人沦为战胜方战利品有关，过程有游牧C3*攻袭戎狄、燕将秦开东征、唐灭高句丽等。类似的情况亦见于河北，河北高频的D4意味着有更多的戎狄男人战死，有更多的母系单倍群流入或遗留于汉人区；换一句话，现代河北人母系以D4、G等戎狄遗传基因占优势，并不意味着父系亦以戎狄遗传基因为优势，河北可能不是戎狄父系的流向区，或者流入河北的戎狄裔男丁由于后来的战争大部分消失了。(吉林大学考古古DNA测试，母系D4在六七千年前已出现在中原东部，龙山文化期河南出现D4高频人群，现代河北人高频的D4可以是与这些人群或河北本地人群有关而不一定非得来自燕北的狄系，就算有燕北狄系流入河北，规模也有限，未能导致父系N比例上升。2019.9补充）

  十、朝鲜语的成因及系属争议较多，有认为属阿尔泰语系，有认为属日本语系，还有人认为属南岛语系。从单倍群迁徙来看，朝鲜语的南岛语底层应与O2b、M188等有关，同时也说明O2b的华南起源；朝鲜语的汉语成分应与三四千年前东夷迁入或箕子朝鲜有关，对应韩国人O3系的002611、M134*及M117；早期朝鲜语在一定程度上经阿尔泰语同化后基本定型，应与二千多年前东胡C3*的挤入有关，与燕将秦开东征当属同一事件系列。

  （初稿2012年6月，2012年10月修改）

主要参考文献

[1].Myung Jin Park & Hwan Young Lee & Woo lck Yang & Kyoung-Jin Shin. Understanding the Y chromosome variation in Korea-relevance of combined haplogroup and haplotype analyses Int J Legal Med 2012;
[2].李有骞,陈全家.朝鲜半岛旧石器材料及工业类型的初步研究.边疆考古研究.2008年;
[3].吉林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2009年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赵欣.辽西地区先秦时期居民的体质人类学分子考古学研究;
[4].Nonaka, K.Minaguchi, N.Takezaki. Y-chromosomal Binary Haplogroups in the Japanese Populatio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16 Y-STR Polymorphisms 2007;
[5].生命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遗传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文波.Y染色体、mtDNA多态性与东亚人群的遗传结构.2003.11;
[6].林沄.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燕京学报.第14期.2003年;
[7].Hongjie Li, Xin Zhao, Yongbin Zhao, Chunxiang Li, Dayong Si, Hui Zhou and Yinqiu Cui. Gen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migration history of a bronze culture population in the West Liao-River valley revealed by ancient DNA.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2011), 1–8;
[8].吉林大学生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李红杰.中国北方古代人群Y染色体遗传多样性研究.2012.6.

相关文章：分析日本人的起源

附 图 表：

进一步细分数据 ↓

  判断：来自八九千年前南方沿海的南韩土著有O2b*(22.0%)、O2b1(10.1%)、P201*(6.0%)、P164*(1.3%)，共39.4%；来自三四千年前燕南沿海的有M134*(9.6%)、M117(1.1%)、M133(11.6%)，共22.3%；来自四千年前辽西戎狄的有Q(1.8%)、N(3.8%)，共5.6%；来自三千多年前东夷的有KL2(1.6%)、002611(10.2%)、M7(0.4%)，共12.2%；来自三千多年前江浙稻作传播者有P203+M119*(3.1%)；来自二千年前东北胡人的有C，占12.9%；来自历史时期日本的有D，占2.6%。

  推测韩国母系单倍群与相应人群的关系：来自辽西戎狄的有A、D4、D5、G、M8、M9、M10、C；来自红山人群的主要有A、B4、B5、D4、D5、N9a；来自南方沿海的主要有M7b、M7c、B4、B5、F；来自东北胡人的主要有A、B5、G、Y、F；来自日本的有M7a等。当中辽西戎狄及红山-小河沿人群(D4)所占份额相当高。

  韩国人的一部分002611可能来自山东稻作文化传播者，从山东半岛直接渡海进入朝鲜半岛南部；韩国及日本的O1a应来自江浙一带稻作文化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