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学演绎 莫如波 2018

２０１８.１２.２３ 分析盛冰期气候对古族群迁徙的影响：末次盛冰期开始于大约2.5万年前，根据科学家对格陵兰岛冰芯的研究，14.7kaB.P气温迅速上升，盛冰期结束，到了12.9kaB.P，一颗小行星撞击了格陵兰岛，留下一个直径31km的撞击坑，全球再度出现了上千年的气候变冷，严寒持续至11.7kaB.P才结束，然后进入冰后期。古族群迁徙方面，C3北支L1373下游的美洲支于2.1～1.5万年前与北亚支分离，然后迁徙美洲，再加上东北有多处盛冰期人类遗址，可以肯定C3人群能在极寒时生存于东北，同时认为，中国南方、东部的C3南支F1144下游很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才从东北南迁的。但不能以此类推Ｏ系人也能在盛冰期生存于北方，主要考虑到不同古族群的经济习惯，Ｏ系古人从事河溪捕捞及采集，渔捞作业及野菜野果块茎类食物严重受控于气候，在中石器时代，Ｏ系人在岭南有开始种植块茎类，其收获周期长不允许随意迁徙，盛冰期北方也不适宜既有种植，所以认为，Ｏ系人迁徙北方应在末次冰期结束之后，年代不早于1.2万年前，其与北方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相应。Ｏ系人到了北方最早期过着半定居生活，形成采猎与种植文化，其不同于D、N、C3人群单纯的狩猎、采猎、渔猎等游猎生活。(153)

２０１８.１２.１５ 史前及古代的开建：金装水石溶洞发现有万年前的石器^[1]，说明开建存在晚期智人，他们可能是几万年前封开罗沙岩^[1]人群的分支-土著苍梧越，讲的可能是古南岛语。大约四千年前，东越良渚人群散伙后有部分散落在粤西北及桂北，形成诸多以“瓯、沤、勾”为名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如西瓯、沤深等)^[1]，杏花广信河遗址群发现有百余座集中埋葬的二次拾骨葬^[1]，出土有良渚文化特殊礼器石琮及小石钺^[1]，发现了四千年前的旱稻遗存，判断这些与后良渚人群有关。良渚古国的后人讲侗台语，他们的到来将岭南语言侗台化，开建苍梧越也由原先讲古南岛语转变为讲侗台语，开建长安及怀集桥头的标话则属侗台语族侗水语支(据梁敏等)，南丰话(也即开建话)混有侗台语底层。到了春秋战国时，由于楚国向南扩张挤压，湘地的扬越带着青铜器进入贺江流域^[2]，南丰利羊墩腰坑墓葬属扬越风格^[2]，扬越的到来给开建带来了古楚语，南丰话混有较多的古楚语成分。同时由于扬越的南迁，贺江流域的后良渚人群即被挤向广西，在贵港、玉林一带组合成西瓯联盟，后来就有了秦瓯大战。至战国时整个贺江流域属楚国，秦灭楚时，贺江流域在秦瓯大战之前已被统一到中国版图，南丰利羊墩腰坑葬俗从战国延续至西汉早期^[3]也表明秦瓯大战不在贺江流域、不在开建。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设立管辖岭南九郡的交趾刺史部于广信县治所，粤语形成过程封川古汉语化程度较高，形成罗董话，而开建古汉语化程度相对较低，保留有较多的古楚语、侗台语元素形成南丰话(开建话)，南丰话在封阳县时代(～380年)已基本定型，当今南丰话仅与贺州信都话能互通，唐宋以来，一批批人群迁入开建，不管他们原先讲什么话，但都被开建话同化。各族群主体或特征单倍群：苍梧越M122*；骆越M268；南越Y7080；良渚后人及西瓯F140*、F492；扬越及瑶畲M95、M7；中原北方人F11、F5(xCTS1642)、F46、F1759、N1、Q1。参考：[1]谭元亨、[2]李秀国、[3]杨式挺等。(152)

２０１８.１１.１６ F492与良渚人群、与夏禹的关系：F492的年代与大禹的年代极其接近，再加上有“禹禅会稽、禹疏了溪、禹会会稽、禹娶会稽、禹葬会稽”的传记(百度)，F492可能是良渚人群的后代，同时也有可能是大禹的单倍群，夏都或早夏有可能在浙江的绍兴。F492的高频区在浙江一带，F492的祖型兄弟F78*等以及F492+F656的高频区也在江浙一带，判断F492的源头是良渚人群，但大禹，姒姓，是鲧之子，黄帝、颛顼的后代，因治水有功，受舜禅让而继承帝位，大禹是相关族系的人。如果要大禹是F492，就得要求黄帝、颛顼是古越地良渚古国的首领，这没有任何的依据及可能性。夏的范围包括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与雍州，属扬州的会稽只能是大禹的活动场所及安葬地而非夏都所在。北方人群也有较高比例的F492，夏商周的玉文化有明显的良渚因素，如出现良渚特色的玉琮等，表明后良渚人群F492已经渗入到夏商周人群当中，夏朝“禹”与“会稽”的关系表示夏禹对良渚人群的影响，扬州属夏，而玉琮文化则表示F492对中原的渗透。良渚人群原先讲侗台语，人群南迁过程曾以强势姿态将岭南语言侗台化，但到了中原后显然属于被当地强势语言同化的一方，相对属于弱势群体。在另一方面，河南的夏文化同时还受到石家河(荆州)文化的影响，再结合之前对河南山东的古线粒体数据的分析，认为后良渚人群F492难以构成夏族群的主体，更多的F492迁徙中原可能发生在商周时期。华东的F492约有六七成是F656，而北方的F492约有七成是xF656，F656的年代偏晚，迁徙北方大致始于周朝。粗略估计，当今北方人3%左右的F492来自后良渚人群，中原人高频的F11约有3～4%来自石家河人群。石家河的F11及后良渚的F492对夏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并不能构成夏族的主体，构成夏族主体(贵族)的应是河南本地的黄帝-颛顼族系F11，二里头古线粒体也主要呈现其当地(D5)及偏北偏西(D4)的类型属性。
  华东F492高频：可以作平民及贵族两种成因假设。第一种可能，越国(前2032～前222)与吴国(周)是以后良渚人群为基础，分别由夏姒贵族F11、姬姓贵族F155建立起来的两个诸侯国，后因吴、楚、越不断交战，吴、越贵族互灭，相对让更多的土著平民F492生存下来，造成华东一直是F492以浙江为中心的高频区，同时F11及F5比例也不低；第二种可能，F492出现高频与贵族有关，因吴国在公元前473年已被越国所灭，现今高频的F656也就没理由是吴国仲雍的后代，也即F656与姬姓族系无关，但F656有可能是越国姒姓贵族的后代，是血缘串线让土著F656诞生于姒姓贵族当中。两种假设都表明，F656的源头是华东土著，是良渚人群的后代。(151)

２０１８.９.２５ 姬周与汉刘：根据微基因样本比例、共祖年代以及之前的分析，判断姬周是F155下面的分支，现今人数约1540万，汉刘是姬周后裔，是F813下面的分支，现今人数约340万。在微基因F438支系当中，491例F813(含Y20298)当中刘姓占了120例，比例达到24.4%。微基因F813突变年代期望值是2500年，样本共祖年代期望值是2000年。YFull YTree v6.05.09中F155(即CTS1304)突变年代期望值为4600年，最大值为5700年，共祖年代期望值2500年，最大值为3000年；F813突变年代期望值是2500年，最大值为3000年。Y全序中F813突变年代期望值是2848年，最大值达到4198年。如果从先周开始，周族的扩张应开始于三千多年前，考虑到单倍群年代存在一个范围值，可对应F155与F813之间的年代，由于F155的样本共祖于3000年前，样本人员有可能均为姬周的后代，按比例算，总人数约等于7亿×2.22%＝1540万，再从F813的年代及刘姓所占的比例看，汉刘应为F813下面的分支，约等于7亿×1.28%×24.4%＝218.6万，考虑到汉刘后代也存在改作他姓现象(即其他姓氏的F813也会是汉刘的后代)，属刘邦后代的F813估计有三百多万(凑个整数就当是340万吧)。除刘邦后代外，其他姬周后代约有1200万。在1843例刘姓样本当中，F813(含Y20298)共有120例，只占6.5%，如果汉刘是F813，意味着93.5%的刘姓男性不是刘邦的后代；周族只有大约1540万人的总规模，意味着传说或记载中起源于姬周的姓氏，人群主要来源于攀附与挂靠。相关>>>、>>>
  中华上下五千年，在中原西部，大约在5600年前才开始由母系氏族社会转变为父系社会，三皇五帝到了夏禹时才出现帝王世袭，而之前族群中的黄帝、炎帝之位即能者居之，可以想见，在夏禹之前难以形成占明显优势的超大簇单倍群，这可能是导致如F11、F46、F5等下游大多支系较为细碎的原因，而黄帝族系、炎帝族系本身应由相近的系列单倍群构成。综观历史，改朝换代，如商汤灭夏、西周灭商、春秋战国、五代十国、宋元明清等，大概也只有周代及汉代的皇室有好的归宿(唐朝待考)，能形成大簇单倍群。几千年来中原北方战争不断，战争消灭了单倍群的多样性，人群迁徙导致了各种单倍群的高度混杂，分布上趋于均匀。
  姬周单倍群的争议：从人群单倍群频率及共祖年代出发，有人认为姬周族系是F492。汉族中F492的比例约为5.5%，高频区在华东，是晚近期分化出来的巨无霸，F492的年代值，在YFull YTree 的早晚版本中多变，就分化年代期望值，早期有4300年，后来变成3800年，再变回4500年，而近期又变为3200年；共祖期望值近期为2900年，最大值为3200年。从F492的规模及年代看，确有属姬周的可能，如果F492是姬周，因为F492来自于江浙良渚人群，而周族起源于西北，当中就有一个周族祖先从华东迁徙西北的过程，这必然涉及到夏族的起源及人群来源问题，或者是良渚人群(F140*、F81)散伙后，一部分迁山东河南，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夏的形成？后来又迁徙西北成为先周。问题：1）单倍群的年代应偏向于最大值，但样本多了，95%置信度的期望值的统计过程有可能把偏大的数值给弱化了；2）姬周后代F492偏喜欢流向华东与祖型F140*、F81*混合，是必然还是巧合？3）如果姬周是F492，在华东高频的F656就必定是姬姓仲雍之后，而宗周则只能是些较细的支系了(太不合理)，还有一个问题，F492(xF656)的高频区也在华东，怎么“宗周”也挤向华东了？4）最大的一次中原人南迁发生在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累计有500万移民迁至东南各省，较集中于苏南浙江一带，密集区在苏州至宁波一带，最集中在杭州城，F492分布应与该次移民有关？考虑到本地吴人越人的存在，要浙江F492比例达到现有水平，北宋中原人F492比例得在20%以上，南迁500万后中原还有人吗？(150)

２０１８.８.２６ 对新石器时代西北关中人群往西藏、川西流动的质疑：中国学者2014年在美国《科学》上发表文章认为，古代人类定居青藏高原采用了三步走模式：第一步，距今约两万年至约5200年前，旧石器人群在青藏高原进行低强度的季节性游猎；第二步，距今约5200年前至约3600年前，粟黍农业人群在青藏高原东北海拔2500米以下河谷地区大规模永久定居；第三步，距今约3600年前以后，农牧混合经济人群向高达4700米的高海拔地区进行大规模扩张。文章认为：1）黄土高原西部人口的大幅增长导致了资源紧缺，促使马家窑文化人群和少量仰韶晚期人群向人口相对稀少的西部扩张，在距今5200年前沿黄河河谷扩张到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地区，5200～3600年前，马家窑和齐家文化人群生活在青藏高原东北部，从事农业生产，种植的农作物以粟黍为主；另一部分马家窑人群可能沿着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向南扩散，其影响达到了四川盆地，为粟黍农业沿长江上游从青藏高原东南部向高海拔地区传播奠定了基础。2）距今3600年之后，一部分以种植大麦和牧羊为主要生计方式的人群，开始向高海拔地区扩张，并成功大规模定居至海拔2500米以上地区。
  如果把史前文化传播、交流等同于人群扩散、流动，就势必得出藏族O2a(旧O3)主体F5(CTS1642)及少量F46等来自于关中地区，从而推导出关中地区是CTS1642、CTS5308的起源地，但最大的问题是北方人群CTS1642罕见，主体CTS5308只有0.3%，同时藏族又偏欠缺002611这种类型，只有0.65%。CTS1642分化于大约6900年前，庙底沟文化出现于5900～5500年前，之间有一千多年的时间差，在这漫长的过程CTS1642为什么不在关中地区扩散？不扩散就会灭绝；如果藏族的CTS5308来自于马家窑人群，马家窑文化还向西北其它方向传播，关中河套地区为什么会没有CTS5308？再说002611这种北方人最常见的单倍群，进入关中地区应不会太晚，就算如有些学者所言属东夷人，但随着龙山文化向西传播，四千多年前也应到达中原西部，受齐家文化、马厂文化影响的川西、藏东人群为什么没有这种单倍群？况且002611很可能不是东夷而是黄帝族系的主体，至少在5600年前已进入关中地区，这种类型为什么会在藏族中罕见？再退一步，就算早于四千年前F444(F46)及002611都还没进入关中地区，那么F5下面的F438、Y8389等汉族常见类型与CTS1642之间又是如何隔离的？如果庙底沟、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文化因素对川西、藏东产生了影响，为什么藏族(藏缅族群)没有更多的F5(xCTS1642)，难道这么漫长在关中地区生活的都是CTS1642人群吗？关中地区作为华夏强族的摇篮，出现这种前期强盛而后期又趋于灭绝的可能性是零。
  马家窑、营盘山、卡若文化差异大，难以得出之间的人群同来自西北关中地区。1）马家窑文化：5700～2800年前，先后有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等类型，主要由半坡文化人群承袭庙底沟文化发展而来，已出现娴熟的轮制轮绘，陶艺技术登峰造极，彩陶占整个陶系的20%以上。2）营盘山文化(5600～4600年前)及宝墩文化(4700～3800年前)：营盘山文化是川西藏彝走廊中面积最大、年代最早、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本地只会烧制素面陶，手制，以泥条盘筑为主，大多经过轮修；但不会制作彩陶，崔剑锋、吴小红等做陶片化学成分分析揭示，所有的彩陶都是从甘青地区交换来的，彩陶占比只有2～3%；同时出土有数量众多的细石器，其制作工艺成熟，选材精良(细石器多与采猎族群N、D1有关)。宝墩文化在川西成都平原年代最早规模最大，被认为受营盘山文化影响形成，晚期又明显与长江中下游文化有关。据俞伟超，宝墩文化突然出现了城址，城墙堆砌技术与石家河文化非常接近，同时，相当多的灰白陶也在宝墩突然出现，并出土有大量的镂孔、圈足器，而这些特色流行于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宝墩文化是受长江中游文化影响，与本地土著文化相结合而发展成的；宝墩制陶还停留在以泥条盘筑为主的手工方式。3）藏东卡若文化(5000～4000年前)：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并存，并以打制石器占大多数；陶器方面，制陶技术原始，陶质均为夹砂陶，手制、火候低、陶质疏松、颜色不均匀、器形简单，与马家窑彩陶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但制陶技术可能存在同源关系，与前仰韶相当。
  综合判断：营盘山人群、宝墩人群主体是CTS1642，先后分两期来自于湘西。在川西，首先从营盘山人群分出藏族的CTS5308(F20338)，卡若文化可能与其有关；而营盘山的CTS5308(F18563)即流入川西成都平原，与F16862、B456、A9462等支组成宝墩人群，后来他们南迁形成彝缅族群，如图所示>>>。营盘山人群与关中人群在文化上有交流，早期的粟黍农业及制陶技术来自于关中地区，彩陶即来自于与马家窑人群的长程贸易。在川西与关中之间交流，有细石器意味着有游走采猎族N、D1参与，营盘山文化有较多的细石器，应该是CTS5308人群混入了N与D1，其相应地也就成了藏族以及羌族、彝族等含N、D1的少数民族的重要源头；鉴于中南半岛人群欠缺N及D，推测宝墩人群是其CTS1642的重要源头，同时也意味着，宝墩人群中源出营盘山的人相当有限，营盘山人群并不是宝墩人群的主要源头。(中科院古脊椎所付巧妹团队联合多家单位，对距今5200年以来青藏高原人群线粒体基因组展开研究，表明4～3.6千年前开始的大麦农业在青藏高原从低海拔到高海拔的传播更多的是技术上的传播，而不是大量人群迁徙的结果，人群居高海拔要比大麦农业来得早。科学网2020.3) [距三星堆80km的同类文化遗存高山古城遗址，2023年厦门大学测得两例父系为D1a1-Z31591（4500～4200 aBP，属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范畴)、O-Z25915（即F5+CTS1642，3800±30 aBP，与三星堆二期同期)，一例线粒体mt-M9a1a（3750±30 aBP，与三星堆二期同期)](149)

２０１８.６.３０ 再说藏族与汉族的共源部分：藏族与汉族具有一定的同源关系从语言上及考古学上都有一定的依据，语言上有如雷贯耳的“汉藏语系”，考古上藏东昌都卡若文化有西北原始农业等文化因素。分子人类学方面，最早在2005年由金力、李辉发现M117是汉藏的共源部分，之后可从2013年祁学斌等所收集的2354份藏族数据得出藏族与汉族共源的单倍群为M117、M134*、N1*、Q，共源比例占藏族的38.9%，祁学斌等提出藏族共源部分在一万至七千年前与汉族祖先分开。后来M117的细分数据表明，汉藏的M117主要共源于下游的F5，接着判断出彝缅族群的F5主要是CTS1642，而藏族的F5有一半以上是CTS1642，另外是与汉族同源的F438、Y8389等类型。最近风虎云龙网友及23魔方数据分析人士认为，藏族的F5主要是CT1642下的CTS5308，但藏族中Y7080及汉族类型F438等有没有、有多少则没说。复旦做的新谱系树也未见F5下游存在藏族与汉族共享的类型，藏缅是CTS1642而汉族是F5(xCTS1642,除Y7080外)，之间几乎是泾渭分明的，意思是说汉藏共源于早期的F5；至于CT1642下的Y7080，所见为非藏缅序列，暗示与侗傣语族、南亚语系及两广汉族等有关，并非南汉与藏族共享类型。鉴于F5的共祖年代(也即其下游的分化年代)的期望值是6900年前、最大值是7500年前，意味着汉藏祖先在七千多年前就已经分开了，与祁学斌等得到的最近分离年代相同。分叉地点很可能在湘西而不是在西北关中地区。因为O2a-M122系统从湘西分叉的东亚支系太多，实际上，藏族的CTS1642与汉族的F5(xCTS1642)已算不上同源了，那又是什么人群、什么类型让藏族与汉族拉上同源关系呢？早期发生在西北黄河上游地区的只有N1*、Q1及F438、Y8389等单倍群。从炎黄文化发展过程来看，像F46、F11这两种在汉族中高频的单倍群应该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就已经出现在渭河流域，但这两种单倍群在藏族中的比例都不高(M134*占2.63%、002611占0.65%)，推测藏族的F5中的汉族类型F438等大概也就三五个百分点，这样，藏族中来自于西北的成分N1*、Q1、F5、F46、F11等一共约占13～15%，这就是汉藏共源部分。这部分最早大概在前仰韶文化期分出，在彩陶技术成熟之前，后来他们发展有昌都卡若文化，带有西北文化因素但制陶还在使用前仰韶技术；也不能排除关中迁藏部分是在6～5.6kaB.P被黄帝族系F11给挤出去的，结果藏族有F5(F438等)、F46，而F11甚低频；再后期的人群迁往藏区估计是在青铜时代到来之后，F5(F438等)、F46古华夏语与N1*、Q戎狄语将藏区土著语同化，形成藏语，由于藏族欠缺北方人群的最常见单倍群F11，很难得出后期能有更多的人群迁往西藏。相关CTS1642分支流向示意图>>> (148)

２０１８.６.２ 越南北部掘得3830～3695年前古DNA-002611+F238+F134，意味着002611初始扩张地更偏南：从考古及人群单倍群分析出发，新石器时代至秦汉，古人从岭北、岭东迁移岭南事件按时间先后有：早期是CTS1642，湘地CTS1642当中的一支Y7080(或其祖先)在大约七千年前流入珠江三角洲，深圳咸头岭文化出土有与高庙文化类同的白陶及陶纹，两广、西南、中南半岛的CTS1642(Y7080)与西樵山人群有关，这群人可能讲古彝缅语；其次，良渚文化期及后良渚文化期，浙江的东越从粤北迁入岭南，表现为四千多年前的粤北石峡文化及封开杏花广信河遗址出土有良渚文化的特殊礼器玉琮、石琮等，杏花广信河出土有四千年前的旱稻遗存，两广汉族混有东越、干越的F492、F140-等单倍群，这群人讲侗台语，并将岭南语言侗台化，同时把稻作农业带入岭南；其三，传说在约四千年前，帝舜巡南岭，帝舜、帝禹曾与尧之子朱丹(帝俊)战于湘南九嶷山，帝舜与帝俊都死于、葬于九嶷山，帝俊后人禺号与尧之臣逃到南海立三首国，夏朝时三首国解体，首领之一的的驩兜迁至桂西建立小国>>>，这个阶段可能有北方人流入岭南；其四，商周之际，闽语人群祖先CTS5063、F2188等从山东迁徙闽粤沿海>>>；其五，春秋晚期至战国，受楚人挤压，湘地的扬越进入岭南，战国时岭南属楚国，这些人群带来了古楚语；其六，秦汉时期大量中原北方人、楚人迁入岭南及越南，这些人群带来雅言并形成了粤语。
  由于越南北部古DNA-002611+F238+F134的考古年代较早在3830～3695年前的夏朝，很显然，F134迁徙越南不会发生于后来的闽语人群祖先、扬越、楚人及秦汉人群。因为东越是O1a-M119系统且讲侗台语，越南的002611也就不可能来自于四千年前后的东越良渚人群。四千年前舜帝南征是个传说，目前还没有这一期北方人单倍群流入岭南的证据，Y7080肯定不是来自于中原北方，F238比例在北方人群最多只有2～3%，作为黄帝族系中的尧族最可能属F11而属F238的可能性小，再说，就算驩兜是F238，无论是部落也好，建立三首国、驩头国也好，都需要一定的人群规模(不能一个人或几个人跑到别的部落那里叫卖自已是国王)，三百年内很难从湘南扩散到番禺、到桂西、再奔袭越南(古时地广人稀，他们跑什么?)。所以认为，越南北部的002611+F238+F134可能是其诞生后不久便南迁的一支，F134分化于大约1万年前，诞生地可能在桂东北或湘南一带，人群的大部分向北迁移，一支流向广西、西南及越南，较早期居于广西的原始孟苗人群可能就混有F134。F238、F134诞生地可能比原先估计的湘西一带还要偏南，诞生于中原或西北关中地区就更不可能了。
  美国《科学》期刊上的论文认为，这批来自于中国南方的F134等人群是东南亚南亚语及稻作文化的传播者。若真如此，南亚语及稻作文化的传播者必定来自于湘地，但夹在越南及湖南之间的岭南在四千年前已种植水稻，岭南的古越人为什么不发展成讲南亚语？南亚语起源于长江中游地区并无充分证据，苗瑶语有南亚语底层并不能证明南亚语起源于长江中游地区。中南半岛的南亚语应源自中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广西的M268、M7等原始孟苗人群。越南北部古DNA的年代正好处在岭南语言侗台化的年代，这一时期岭南侗台稻作人群南迁给中南半岛带去的应该是语言上的侗台化(如形成泰老民族)而不是南亚语化。这批古DNA样本的父母系结构已与现代东南亚人群很接近，但这批稻作人群样本无法证明是最早南迁的同类型人群，除非再能找到一批四千多年前的类型结构截然不同的样本。
  对应关系可能是这样：旧石器晚期山韦文化(18～9kaB.P)对应C*、K*、D*类，中南半岛和平文化(广义的和平文化包括山韦文化)已检测到这类古DNA；中石器时代和平文化(11～6kaB.P)对应M95的扩张，从中南半岛扩散到印度东北、尼科巴群岛、马来半岛及印尼，O1b系统为青一色的M95；北山文化(9～2kaB.P)对应P31*、M95*、M88、M7及002611等；稻作文化对应有段石锛人群P203(F492)、有肩石器人群CTS1642(Y7080)等。O1b系统在中南半岛周边的南岛、印度东北、尼科巴群岛出现青一色的M95要具备两个条件：一、M95从P31那里诞生后，人群必须足以壮大，有一部分能甩开他的兄弟分支独当一面；二、这部分M95必须在M88壮大前迁离岭南原居住地，然后由于后期人群的挤压迁往海岛及印度东北。由于M95分化于1.5万年前，M88分化于1万年前，因此M95向中南半岛扩散的年代应该在1.2万至7千年前左右，与和平文化相对应，从婆罗洲马来西亚东北原住民出现2例M95的早期分支M95(xF1803)，也可判断大约1.4万年前他们已生活在北部湾沿海，而P31*、M88及M7(DYS391=10)等在东南亚只分布于中南半岛即与越南北部的北山文化相对应。(印度-马来的O1b-M95为M1283支，约1.1万年前从岭南分出，约6千年前迁印度东北及南洋；泰国人928例，F134只占0.3%，推断越南人14.3%的002611应不是土著F134的后代而是秦汉北方汉人或楚人的后代，>>>；付巧妹团队获得9～8.6千年前广西独山人的yDNA是O2a-M7下游的F1275，可判断和平人群为孟高棉语族的祖先，主体为O1b-M95与O2a-M7)(147)

２０１８.５.２６ 可以锁定SK1730(Y7080)与西樵山文化的关系了：之前只是从零散的样本中看到广府人的M117有相当一部分是Y7080，而北方人群CTS1642(Y7080)少见、罕见。近日从23魔方社区网友的统计中得知广东广府人、广西汉族及广东客家人的SK1730比例分别为7.0%、8.7%、3.0%，再者福建人有1.5%，而其他24省汉族SK1730比例都在0.7%以下(平均0.21%)。广东广府人、广西汉族及广东客家人的男性分别为大约3300万、1450万、1650万，按比例可算得SK1730的人数分别为231万、126万、50万，再加上壮族约53万、潮汕人约5万，岭南两广SK1730总人数约为465万。通过网搜得到西南方向M117+F5+CTS1642高频区的男性大致为：云南少数民族800万、藏族300万、缅甸2650万、印度东北2500万、柬埔寨北部400万、泰国北部1500万、越南北部2000万，总人数约1亿；西南方向CTS1642高频区，平均比例达到25%以上，据奋斗网友估计，除傣族有17%、孟高棉有3～4%是Y7080+外，其余多为Y7080-；如果西南方向Y7080+比例平均按3%算，总人数约300万。两广之外的中国汉人约为12亿，Y7080按0.21%算，加上福建偏高一点，总人数为150万。所有Y7080总人数约为915万。可见，岭南Y7080人数465万，所占比重相当大。结合考古文化、>>>，判断Y7080的源头在岭南，西樵山一带是其发祥地。五六千年内O系形成的庞大支系有：O1a-F492约3500万、O2a-F5+F155约1771万、O2a-F11+F337约1239万、O2a-F5+F2137约1162万、O2a-F5+Y7080约915万，另外，O1b-F1759下游应有上千万的庞大分支。诞生于五六千年内在广东有较高比例的单倍群有：P203+F492约占6～7%、F5+SK1730(含Y7080)在广府人中占7.0%(广东平均4.8%)、F5+CTS5063(即CTS5492)占4.4%、P201+M159占3.7%、F5+F2188(即F317)占2.8%(据23魔方)。可见，Y7080是广东的“暴发户”，同时也可以看出，西樵山人群后人(Y7080)、良渚人群后人(F492)与浮滨人群后人(CTS5063、F2188)的比例在广东基本持平。(146)

２０１８.５.２３ 北方的O1b-M268*大部分是F1759支：在white2k网友收集及分析的18838例微基因数据当中，O1b-M268有1908例，占10.13%；O1b1a1-PK4有1120例，占5.95%；M268*(xPK4,M176)有654例，占3.47%，当中O1b1a2a1-F1759有455例，占2.41%，M268*中除开F1759后的其它部分有199例，占1.06%。可见微基因数据中的M268*(xPK4,M176)大部分是F1759这一支(占69.6%)。根据风虎云龙网友所收集及分析的数据，F1759高频区在北方东部，比例排前十的是山东、黑龙江、天津、辽宁、吉林、河北、江苏、云南、河南、福建，比例从3.9%渐变至2.1%；湖北、陕西、湖南、广西比例排后(从1.4%→0.2%)；全国平均2.1%。基本可以肯定F1759是扩张于北方的单倍群。F1759是PK4兄弟CTS1456下F779下的分支，大致在2.4万年前与PK4分开，F1759分化于7200年前，属北方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估计与裴李岗或后李文化有关，最早期伴随着O2a(旧O3)人群迁徙北方并分化扩散。结论：以往北方人数据中的O2-P31*(即M268*)，大部分属北方特有分支F1759，可能与太昊古东夷族群有关，后期伴随着山东龙山文化在北方扩张，Page59(F1759)在潮汕人(6.4%)、山东人(5.9%)中比例最高为其东夷属性添加佐证。如果F1759是太昊族系的单倍群，黄帝族系主体是F11的可能性就倍增。(145)

２０１８.４.２０ 判断F2137是早期炎帝族系的最大分支：>>>所列的这些发达支系是哪个王的后代？按照突变年代最大值，他们是新石器早中期9400～4700年前诞生的高龄单倍群。当中F316(F155)及F1754是汉藏共享类型，传说中羌与炎姜有同源关系，诞生地应在西北。在F155当中，F813与xF813均占相当比例，F155的样本共祖年代与F813的突变年代为2700(3300～2100)年，F155*(xF813)比例约为0.90%，人数约有630万，F813比例约1.32%，人数约有924万。从分布、年代及规模来看，周族可能是F155下面的分支，人数约有1500万，而在微基F813样本当中，刘姓约占1/4，判断汉刘可能是F813下面的分支，人数约350万。因为非姬周F155只占少数，因此，在周族发迹之前，西北炎帝族系的最大分支应为F1754+F2137。考虑到藏族的F1754分出不会太晚，F2137诞生于仰韶文化期5900年前，F2137下面大支为F1442及F2137*，判断F2137的高比例并非由晚近期扩张所致。同样，根据单倍群的年代及其在微基因中的比例，推测黄帝族系的主体单倍群可能是F11下面的F17，当中有F377、F793两大分支，总比例达到3.35%，人数约为2350万，共祖年代应在8100～5000年之间，与传说中黄帝的年代相近。(注：微基因9月29日F793为123/38177=0.32%,比4月的0.84%小得多,F17比例也变小至2.20%,总人数约为1540万)(144)

２０１８.２.２２ 中国东部新石器时代玉文化的源头及早期传播主力可能是东北的C3*族群：最早的玉文化见于黑龙江饶河县的小南山遗址，年代9135～8595aB.P，其次为辽西的兴隆洼文化，年代8200～7400aB.P，其它先后有俄罗斯远东海滨鬼门洞遗址(7000～6500aB.P)、浙江河姆渡-马家浜遗址(7000～6000aB.P)、日本西海岸桑野遗址(6500aB.P)、安徽凌家滩遗址(6400～5300aB.P)、上海崧泽文化中晚期(5500～4900aB.P)、山东大汶口文化中晚期(5500～4500aB.P)、浙江良渚文化(5300～4200aB.P)、粤北石峡文化(5000～4000aB.P)等。年代大致呈北早南晚、沿海早于内陆之趋势。多为软玉，硬度6～6.5，以采用砂绳切割技术为主。据赵荦，辽河流域的玉器材质多为岫岩玉，可分两类，老玉籽料属透闪石，碧玉属蛇纹石类矿石；长江流域的玉器大多采用透闪石-阳起石系玉料制成。饶河小南山、俄罗斯鬼门洞、日本桑野文化主要依存于采集与渔猎，兴隆洼文化已出现人工栽培小米旱作农业，而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则以农耕经济为主。推测东部玉文化的始创者及早期传播主力为C3*，主要依据有：①.小南山遗址位于东北黑龙江，为渔猎采集族群，年代早至9000年前，而冰后期沿东海岸北迁的O1a-CTS3085、O2b-SRY465、O3-N6等难以到达这么北，从内陆北迁的O3如F444+F46等更难到达；②.红山牛河梁父系测得N占大头，另外还有O与C(据李红杰)，但更早的兴隆洼人群的主体不一定是N，而可能是O系(包括从燕南北迁的O3-F46，沿海岸北迁的O1a-CTS3085、O2b-SRY465、O3-N6等)及东北的原住民C3*，东北早期的玉文化的传播者应不会是yN系；③.华东最早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及马家浜文化中出现玉器，稍晚在凌家滩、崧泽、大汶口文化中有玉器，再晚玉器大量出现于良渚文化，这在暗示，玉文化是沿着海路直接传至南方，然后再从沿海传入内陆；④.由于玉文化的普遍性及在族群中的权威性，传播玉文化的人群应得以繁衍扩散，而不会是人群中低频的孤独派(不是低频的单倍群)；⑤.台湾原住民C3*或C*罕有，台湾新石器时代中期未出现玉器，而与大陆关系密切的是有段石锛，台湾渡海移民最早在七八千年前应已从大陆沿海分出，与大坌坑文化相应，可判断，传播玉文化的肯定不是诸如台湾原住民中的那些大陆少见的单倍群N6、M110、CTS3085、B388、F168*等；⑥.在石宏等的论文数据中，C3*在东部山东、江苏、安徽、上海、浙江的汉族中有较高比例(10～15%)，而南方其他汉族只有3～10%；⑦.C3*最早期就是沿着海边迁徙的渔猎族群，他们的漂渡能力非同一般，像内陆的O3-M134等旱鸭子难以企及；⑧.从海路直达有例子：福建南山遗址及台湾大坌坑文化晚期发现稻、粟及东北起源的小米遗存，稻粟黍混作农业及石板棺葬制在四五千年前传入台湾，这些可能通过海上之路直接来自于山东半岛；东夷人迁闽粤沿海形成浮滨文化并成为闽语人群的祖先。综上推测：主要由源自东北的C3*人群，最早在七千年前，通过海路把玉文化南传至东部沿海，形成河姆渡、凌家滩、良渚等系列玉文化，相应在华东人群中出现较高比例的C3*；玉文化沿长江内迁，大溪文化出土有玉器，部分彝族、土家族、侗族等有较高比例的C3*。
  由于兴隆洼文化是玉文化南传的桥头堡，有必要再判析兴隆洼文化及人群的族属：①.兴隆洼-红山文化的猪首碎石龙、玉猪龙等图腾崇拜因素应源自岭南的原始封豨部落，源头是O系，因O3沿湘豫中线北迁，路途遥远曲折，因此，猪图腾的传播很有可能是由沿海岸北迁的O1a、O2b或N6径直完成的；②.沿海岸迁徙人群包括O1a-CTS3085、O2b、N6以及C3*等不能形成农耕业，西北yN采猎族群也不能形成农耕业，因此，兴隆洼的旱耕业应源自从燕南北迁的O3系统如F46等；③.兴隆洼的居室葬俗亦见于粤西遂溪的鲤鱼墩遗址，考虑到鲤鱼墩遗址有广西O2系统常见的屈肢葬，判断兴隆洼的居室葬与O2b有关；④.兴隆洼文化中的玉文化应源自东北的C3*渔猎族群，像玉猪龙等代表着O系人已将玉文化融入到部落图腾当中；⑤.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岸区的O1a-M119与O3-M134可能与兴隆洼人群有关，在兴隆洼人群与东北C3*人群的交流中流向了贝加尔湖地区。
  关于中原玉器：据赵荦，黄河流域的玉器，绿松石材质占重要地位，贾湖遗址出土有50～60件距今8285～7450年前的绿松石制品，中原玉器有别于辽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从玉器的材质、形制、功能及最早年代看，应是独立起源的，受东北玉文化影响小。
  悬疑：①.早期玉文化的传播过程是否伴随着大的人群流动？②.华东汉族及长江中游原住民(彝族、土家族等)有较高比例的C3*，是C3*迁东北前留下的还是新石器时代从东北南迁的？来自浙闽的台湾原住民缺C3*，C3*下游南北共存的F845、F948、CTS2657、Y13860等的共祖年代不足万年(突变期望值也就万年左右)，似乎在支持他们新石器时代才从东北南迁？另一方面，历史时期民族大迁徙所经省份鄂、赣、湘、闽、粤等C3*比例不高，意味着较高比例的C3*并非由中原汉人带来。>>>。(国外期刊数据显示，美洲土著的C3*是北支L1373，而不是之前猜测的南支F1144，他们与北亚人群分开有1.5～2.1万年，此意味着就算美洲土著线粒体有A2，也不能判定C3*沿古海岸北迁过程曾进入长江中游地区，这样，中国南方、东部的C3*南支F1144的下游分支属新石器时代南迁成员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143)

２０１８.１.６ 线粒体单倍群L3大约7万年前从亚洲回流非洲（美预印版论文摘要）：关于人类mtDNA的进化，经过三年的研究，主要的无可争议的结论是现存的现代人类都起源于非洲。欧亚南海岸路线被用来解释这些非洲拓荒者向欧亚大陆的迁徙。关于亚欧及非洲线粒体L3的年代，非洲人的L3大约是6～7万年。另一方面，从地中海至中亚再向北，与化石记录相应，可追溯至12.5万年前。推测单倍群L3从欧亚大陆回流非洲发生于大约7万年前，欧亚大陆M、N及非洲L3的年代相差不大，都在7.1万年左右。最早的欧亚M、N分支是在东南亚而不是在非洲附近。Y染色体单倍群的分化年代与mt-L3非常接近，父系E与母系L3的频率分布呈正相关，这种相关性无法用地理或种族亲缘来解释，它似乎是亚欧新移民混入和全部替换非洲土著父母系的结果。结论：这些结果及模型，与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祖先在非洲出现于12.5万年前相一致。欧亚人回流非洲大约在7万年前，欧亚第二波全球性扩张发生于6万年前。L3回流非洲图、>>>。12～8万年前间冰期，mt-L3及y-DE等晚期智人走出非洲，从西亚到中亚，随着末次冰期的到来，mt-L3及y-E回到了非洲，而mt-L3(M、N)及y-D到了东南亚。相关>>>、>>> (142)